古代风水学与城市规划
所谓占卜，即是通过火灼龟甲观其裂纹，或是任意抽取一组笠草的数列，查对相应的卜辞，以推测事物发展前途的凶吉。它是我国古代特有的预测学，盛行于商周的帝王和上层社会中。著名的典籍——《周易》，即是周代一部卜笙辞书。
说风水学渊源于古代占卜，其理由，一是商周的占卜巳有相土勘察自然地理环境的内容，例如《史记》、《尚书》记载周代建洛邑，进行了占卜，二是至少到了西汉，占卜已形成一个独立的学科—称之“术数”，术数之中包括了风水分支学科，《史记·日者列传》说，汉武帝时，已有术数“堪舆家”;三是风水学的理论基础——阴阳五行学说，是建立在周易八卦基础之上的。风水学的理论核心是如何使人的居住地数”，以求避免厄运，保佑家庭人财两旺，子孙长久荣富。风水学家认定的“气数”，不外乎是山、水、土地、林木、气候等自然物质。
东晋郭璞在《葬经》中阐述的风水学定理，就是将土、水与风联系在一起，说:“葬者(人土)，乘生气也。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
水可以聚气，山可以增势，空气流动就成为风，加上阳光作用可以影响大地气侯和生物生长，皆是组成城市环境的重要因素，城市规划的直接对象。古代风水学从它诞生之日起，即与城市规划结下了难解的姻缘。风水学以其浓郁的文化内涵，受到历史的沉积而渗入到城市规划之中。要了解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内在素质，风水学无疑是一把重要的钥匙。
以下是从一些古籍和史料中整理出来的有关古代风水学的几个发展阶段的情况:
1.商代风水学处在朦胧状态。
当时的占卜完全信任苍天的“意志”。已发现的“条商代甲骨卜辞说:“王封建邑，帝若。”这条卜辞只是是与否的答案。《尚书·商书》记载:商代都城迁移过很多次，每次迁都，臣民们都有怨言。《尚书·汤誓》说:“汤即胜夏，欲迁其社，不可。《盘庚上》说:盘庚五迁，将治毫殷，民咨骨怨，作盘庚三篇”。其中记载:“盘庚迁于殷。民不适有居。率吁众感出，矢言。日:我王来，即爱宅于兹，重我民，无尽刘。不能胃匡以生，卜稽，日其如台?先王有服，恪谨天命。兹犹不常宁。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断命，…。”意即说，我们的君王迁来这里，是为了我们臣民不受伤害，如果我们不能互助，只有稽考占卜，将会怎样呢?先王尊重天命，尚且不能长久安宁，不能常居住在一个地方，迁了五次，如果现在不承天命，就不知老天断定的命运。从以上这些情况，可看出商代的卜问，尚不知自觉运用相上风水观念，建都活动处于听天由命自发状态。
2.西周原始风水学萌芽。
《尚书·吕浩》说:“在王为丰，欲宅洛邑，使召公光相宅。”相宅即是原始风水学。流传下来的记录周初500多年的民间文学作品《诗经》也有不少类似相土记载。如《绵》诗，记述周人自太王迁岐，文王创业建国历史:“周原脱脱，茧茶如怡。爱始爱谋，爱契爱龟，日上日时，筑室于兹”。“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宜乃亩，自西祖东，周爱执事。”“缩版以载，作庙翼翼。”说经过策划，又占卜问卦，该地适宜居住，于是决策建都，分出了东西、左右，将都城建设得很严整。
在《文王有声》篇中说:“筑城伊域，作丰伊匹。”〔意:筑城要挖河，丰城由大小两邑相配合。)“工公伊湘，维丰之垣”(意:文王建国是一件大事，丰城修建了城墙)。“考卜维王，宅是镐京。维正龟之，武王成之，武王悉哉!”(意:文王进行占卜完都在镐，卜辞得到吉兆。武王将都城建筑完成，真是一代君主I)最后说:“丰水有芭，武王岂不仕，治厥孙谋，以燕翼子。”(意说:丰水之旁生长着美丽的芭草，武王的功业岂不在兴盛?他顺民心传后代，造福子孙。)从匕面可以看出，周代文王武王兴建的丰镐两城，是成功的，就中得益于一种“维龟正之”的原始风水理论。
《诗经》_上的这些描写，是出于百姓的思想感情，应当说是很真实的。
《尚书·吕浩》也记载这件事:“维二月既望，越六口乙未，工朝步自周，则至于来。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来三月。惟丙午脑，越三}]戊甲。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则经营。”另一篇《太传》也说:“其已得吉卜，则经营规度城郭，郊庙、朝市之位处。”这些说，占卜与经营规度已结合起来，渗入城市规划。
3.东周‘春秋风水学呈多样化发展。
当时的东周是一个战争频繁、谋士众多、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思想理论很活跃。在构城方法方面也有不少主张。风水学随着筑城理论的完善而呈多样化发展。
一种是以伍子胃、范播为代表的“象天法地”、“相土尝水”理论。如伍子胃在完成昊王构筑阴间城(今苏州)的任务时，建陆门八座，象天之八风，水门八座以法地之八卦。范旅在规划国都时，其筑城法是“观天文拟法于紫宫，”城墙城门皆象夭门与地户。
另一种是以管子为代表的利用自然条件，依山傍水思想。管子以地理环境和经济实用为出发点，提出选择都城，应当“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山。高勿近早，用水足，...。”指出要处理好山、水与城的关系，成为以后风水学理论的重要核心。
春秋时代各国建的都城，如齐临淄、吴阴间、淹淹城、赵邯郸，大多结合自然，因地构筑，呈不规则布局，这种情况，可能与受当时萌芽状态的风水学影响有很大关系。
4.秦.汉风水学大量吸收天文观测和天体探索成果，同时，受天人感应哲理影响，迷信成分大大增加。
秦代在宫殿的规划建设中，大量使用模拟天体法。《史记》载始皇童信阳宫，改名为极庙，象征天极，还把很多组宫殿，象征天空中的一些星座，将附近的山巅当作宫城的城网。
汉代，各种文艺作品和史籍，对天体日月星座皆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特别是大里的墓葬出土的画象石，都有描述天体与动物的图案.另外还有陶制的楼阁，说明天体问题，即周代提倡的“上律天时，下袭水土” 的风水观念，更加影响城市规划。
在汉代，哲学思想继承了周代以易经为代表的阴阳五行思想，拓展为“五德经始”说，按“金、木、水、火、二匕”的顺序运转来表述历史的必然性。其运转，认为是一种相生相克的关系，即木克土，金克木，火克金，水克火，土克水。每一德都有兴有衰，一个朝代的兴盛必得于“上天”赐予的一德。为了适应五行的运转和符应，新的朝代及其统洽者，必须按照所占的德定出一套相应制度。这套制度还包括明堂、郊祭、封禅等庞大内容，美其名日为“附以天意”。这种天人感应理论(即独尊儒术)，是西汉哲学思想家董仲舒创造的，受到汉武帝刘彻的赞赏，成为2000多年封建社会的至高统治思想。可能就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汉之后，以这种思想为基础，风水学蓬勃地发展起来。汉代皇帝，相信在东海之中有仙人在仙岛上活动，能够采集仙药得以长生不死。在已发掘的北京、扬州、徐州等地汉墓中，都可以看到将坟墓筑成与活着的人的住宅一模一样，相信人死后也同样可以享受生前的一切荣华富贵。这些也是促进风水学发展的重要条件。
5.三国·晋·南北朝风水学渗进环境形胜观念，宗教意识进一步强化。
三国南北朝时代，社会动荡，黄道思想盛行，佛教影响开始增强。
在三国鼎立时，蜀相诸葛亮善于观察夭文、地理，民间传说他能将夭文与人辜祸福联系起来，可能是形成“形胜”理论的重要基础。他对金陵的地理形势归纳的两句话:“钟阜龙蟠，石头虎踞，”是“帝王之宅，”证明他也是风水始祖之一。因之，后世的“形胜”，常常把龙、虎等动物形象比拟山川，成为风水学的主要内容。清代乾隆年间编写的《四库全书》说:“术数之兴，多在秦汉以后。”这个概括是很有道理的。从理论与实践来看，东晋时代的郭璞最具代表，他所著的《葬书》使他成为风水勘舆的一代宗师。《葬书》是历史上第一本总结墓葬择地学的风水总论，其思想也影响了城市的规划与建设。郭璞曾当过地方官多年，他在温州当地方官时，规划建设了温州城，利用温州的山水地形，将七座小山连成城墙，比拟为北斗，很有特色。温州斗城可能在历史上完全是以风水学理论建设起来的城市。
6.隋·唐·宋·元风水学开始向民间广泛发展。
在隋唐，因佛教和道教的相互对峙，风水学在城市中有所淡化。在民间则发展较广，星命学、签书学盛行。
在宋代，佛教又开始兴盛，盛行纤诲学，都在庙里进行。以后发展为测字，多用于测算人的命运。这时期风水学主要用于住宅的相地。宋代建庙宇很多，佛寺、道观中的风水规念很强，发展了一种环境风水观念。特别是南宋都城临安，讲究湖光山色，使风水李中的环境协调观念得到充分的发展与完善，加之文学渲染，对明清时代的城市
规划影响很大。
7.明·清风水学不断完善、深化、成熟，迷信成分大增。
明清两代是风水学又一个发展高潮。历史资料分析表明，这可能与当时明太祖朱元璋的创导及当时封建社会的文化思想发展有关系。
朱元璋是安徽人，出身于下层，当过和尚。朱元璋的一些开国功臣也是具有各种社会知识的中下层人士。其中的重要大臣刘伯温精通术数和堪舆。刘伯温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术数理论体系一《黄金策》，将历史上的术数进行了大的归并，加以理论化，变为一种广泛的预测学。
贯穿在刘伯温的《黄金策》的主题思想，是古代的阴阳变化与五行相克理论，在民间有广泛影响。明代的阳宅理论，就是在刘伯温的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可能在南京的最初建城活动中影响最大。
南京城开始的规划建设，是朱元璋听取朱升、徐达、刘伯温等人的主张建筑的，气势宏大，山、水、城相连，蜿蜒曲折，与历史上中原地区的传统都城大相径庭。另外，明代在昌平建陵墓区，规划建设完全按风水理论，建设很成功，都很值得进一步研究。
清代，康熙、乾隆等一代君主，并不相信风水。康熙亲自选址规划的避暑山庄，是反映他本人的地理环境观。乾隆改造万寿山一昆明湖时，也是有自己的主张，历史记载他还驳斥了一些勘舆家的说法。
但是，综观清史，皇室内相信风水的仍大有其人。清代设立专门勘舆官员，专门从事帝后陵墓的选址和规划。这些官员权力很大，可见风水学在清代仍很发达。
在民间，清代是风水勘舆学说最盛行的时代。“风水先生”在民间走乡串户，起着重要的作用。
从上述历史发展过程着，我国古代风水学的发展，有其特宁的历史、地理、思想和社会文化背景。
古代风水学的形成和发展，哲学思想曾给以主要的推动和帮助，这主要是受《周易》、《老子》、‘庄子》儒家和道家思想的影响。
风水学与术数学所要解决的问题，与自然界及社会客观存在的不断运动、对立发展现象是有联系的。变化与运动，包括“周而复始”、“静则动、动则变、变则通”，“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日柔与刚”等等，都是周易、老庄的主张。因而风水要解决预测人的命运，预测人居住环境与人的命运的关系，也必然会受这种哲理思想的启发。
到底居住(或者埋葬)在什么地方，什么环境下最好，这些问题连现代科学技术也还没有完全解决。有一些问题，如水、阳光、空气对人体的影响，可能已经部分解决。还有一些物质，如放射性土壤、岩体，未发现的能量分布….等，我们还不知道其本质，还没有根本解决，正如我们对人体的特异功能尚需探索一样。除了自然环境尚有未测的内容之外，还有人的社会命运也始终是变化着的，所谓祝你走好运，大概就是说明，人的发展前途是多种多样的，这可能就是现在文明社会中宗教仍存在的社会基础。因之，古代行学思想认为宇宙是阴阳对立、不断变化、五行相克相辅的一些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经常会用来预测人的命运，预测城市规划与建筑，驱使人们去探索风水，这是风水学发展的思想基础。
从狭义讲，风水学是城市规划和建筑的预测学、意象学和环境心理学，也包括极小部分的工程学(如水源涵养、地形选择、某些工程地质学);广义讲，风水学是城市、建筑、园林建筑的理学和美学，它要解决有关社会伦理道德、人的命运等广泛命题。
风水学对古代城市规划产生的影响，大体说来有以下几方面:
一、使古代“象天法地”规划观念，融进了文化内涵，增强文化气息。
我国古代城镇建了数量非常多的各种各样倡导文化倡盛的文峰塔、文笔峰、文昌阁、魁星楼，都是从风水观而来的，成为城市标志性建筑，受到历史重视。历史上一些名楼的规划建设，如昆明大观楼、湖南岳阳楼、武昌黄鹤楼，南昌滕王阁，规划布局精美绝伦，与历代提倡风水建筑有直接关系。
水在城市和建筑群中(如皇宫、孔庙、辟雍、寺院等)独特重要地位，也是风水影响所致。
从风水观念讲，水可聚气，“万物者莫说乎泽，润万物者莫润乎水。”各种风水塔，与水结下深缘。扬州市近郊的文峰塔位于大运河旁，而运河刚好在塔的附近转了三个湾，船在肮行时，若离若近，一会儿船头对准塔，一会又背离塔，做富文化内涵。
古代描写城市的诗句，大多也离不开水。如李白描写金陵(南京):“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I，分白露洲。”李商隐:“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独唱后庭花，”刘鸽描写济南:“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家家泉水，户户垂杨，“宋代尹廷高描写杭州:“湖上画船归欲尽，孤峰犹待夕阳红。”苏轼:“水光澈艳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 ……可以说，水成为中国古代城市的灵魂。
二、加强了城市整体规划观念。
古代不少城市，山、水、城关系处理得和谐协调，如杭州、济南、温州、南京、苏州、常熟、福州等都是杰出的代表。红楼梦里描写的大观园，建筑都随山水建设，也得益于风水理论，它的建造者山子野实是一名出色风水家。
历代的帝王陵墓，如两汉、唐、宋、明、清，帝陵气势宏阔，布局严谨，整体规划观念很强，是风水规划的代表作。
受历代提倡，在相土尝水、象天法地的风水观念的基础上，发展了区域范围的环境理论—“形胜”，实质即是一种整体规划理论。无论大中城市，还是小镇，都极讲究区位中的风水环境。
我的家乡是江南常熟与昆山交界处一个水乡小镇，西面与北面临阳澄湖，湖中倒影常熟虞山，东南方向也有湖泊，可望见昆山的玉峰山，其区位和环境可谓重要。在小镇中间有一条繁忙的通往两个城市的航道。大约在明末清初，在河上建了三座美丽的石拱桥，在南拱桥旁边一个小岛上，建了一座魁星楼，在北拱桥的一侧高地上，建立一座佛寺，香火旺盛。有意义的是，三座桥上刻有不少楹联，称赞本镇地理的优越和环境的稚宜。虽说这个小镇并不是先有完整规划而建设的，但从建桥、建庙位置及桥上楹联来看，它的建设却是受到风水和形胜理论很大影响的。
三、足进熟练运用辩证规划方法，更好利用自然、融合自然。
受风水观念影响，古人常把山、丘、土(陆地、岛)、岗、林、峰，湖、诸、江，滨、湾、塘，风、雷、雨、雾、月、潮，声、色、光、影、味、气等，都作为相互依存又不断对立变化的建筑环境重要因素加以考虑。如张继的《枫桥夜泊》诗，并没有直接写寒山寺是什么样子，只说在夜晚及晨霜中听到了它的钟声，看到了江中的渔火。那末为什么人们会喜爱寒山寺呢?这里就是一个建筑的文化传统观念，对环境的一种以对立辩证的全新的欣赏观念为出发的。
杭州西湖中三潭印月的布局是湖中有岛，岛}中有湖，取名为三潭印月，其实不是潭，而是三座石灯柱上的圆孔，说是潭印月，是为夜晚的景色予以理性化。在月夜，水色形成一种变化的理念，这是风水学中辩证哲理，对立变化动态的观念在城市中的强烈反映。
济南大明湖，形成将近半个城市的水面，而在城的陆域部分，还有小湖名珍珠泉，大明湖里也还有岛，成为水中有岛，陆地有湖，这个湖与岛是一种虚实相对的手法，也是风水哲理。
福州的三山耸立，两塔对峙，苏州的八门八风，常熟的双湖夹山，十里青山半入城，杭州西湖的两峰两塔，颐和园的园中有园等，都是具有风水学理性追求和辩证观念的规划布局。
水表示生命的源泉，五行之始。秦始皇以五行相复，以水德而始，是一种理论学的引伸。
从以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名扬天下的曲水流筋这组建筑来看，它把水、筋(酒)人、石(列坐处)、山、竹(山竹映带)、亭、情等组合成和谐的整体。其中的“曲”，即老子所谓的“曲则直”也，比喻人生不是坦途。把水故意弄得非常弯曲，其人工之美在于理性的追求显得更加深邃，它片不损害自然关。
关于自然的美，从来就有现实主义美、自然主义美、古典卞义美、现代主义美的不同欣赏标准。在绘画中，近代印象主义画家们发现了光影的内部组合关，成为划时代的发展，而倍受人们的喜爱。而中国古人发现了自然界中加工成的理性美、变化美、对立美，它既不是自然美，也不完全是人工美，而是宛似天然，但为人作，阴阳互立、不断变化的美，顺应天时地理融导人的感情，可以寄托感思的美，虽说是一种风水观念，却又是一种对自然界理性分析的美，这难道不是中国古文化的伟大之处吗?
四、导致迷信观念广泛传播，产生不少消极影响
在明清时代，消极影响比较明显。不仅帝王们相信，中下层阶级相信的也居多。
在清代，曾发生很多起皇室内部闹风水的事件。在雍正朝，皇帝下令拆毁了昆明湖南湖凤凰墩小岛上的建筑群，就是因为风水先生预言它影响了皇室只生公主不生太子的凶兆。
明代末年，南京城夫子庙地区有一位富商名叫甘熙，将自己偌大的住宅，大门建设为朝北开，据说是肥水不外流的风水观念决定的。如果不这样，会引起天灾人祸，这些就是纯粹的迷信之谈。
清代的风水官员神秘莫测、故弄玄虚是常见的事，皇帝陵的规划建设常出现水浸和水害，导致迁陵事故，说明风水学曾走人死胡同。
风水学历来都是有争议的，不仅是现代有争议。依我看，对这个问题，要有历史观点。风水学从它的发展过程来看，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具有强烈的传统文化色彩。它应当被看作为一种文化观念来研究和对待，正如饮食文化、茶文化、服饰文化一样，其中有占代的重要文化内涵。就上而提到的风水学对古代城市规划产生的几个影响来看，积极成分占主导地位，特别是处理城市规划中一些与自然环境要素的关系方面，它为我们提供了全新的理论方法，值得我们借鉴。我们应当重视这份遗产，研究它，剖析它，为今天现代化建设服务。叩便从宗教意识方面看，虽然风水学中迷信色彩浓重，但也应正确对待，去其糟泊，取其精华，与对待我国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道教一样。
另外，古代风水学还包含了历代思想家们对宇庙规律和天体构造的探索成果，这种探索在世界上一直是领先的。我们不防做一些横向比较，从天文科学来说，我国古代的天文与天体测量科学，一直是在世界前列，领先西欧1000年，从哲学理论看，黑格尔关于辩证法的研究，是在中世纪。而我国的老子、庄子早在公元前4世纪就已详细阐述宇宙中对立辩证观念。这充分证明，在对天体和宇宙的物质和思维两个方面的研究，我国古代最发达。我国风水学倡导的要把自然界的对立变化运用于城市规划之中，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创造!
解释宇宙，提炼宇宙规律，并将其规律应用于物质环境的规划与建设，这是中国古代城市规划追求的崇高目标之一，也是自立于世界城市规划之林的根本所在。
风水学在现代还有其市场，也不是偶然的，一方面是其宝贵的哲学思想，有着强大的魅力，另一方面包活一些合理工程技术问题。但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有一部分人，他们不足以上述结论为出发点，而认为风水学能解决自然界的所有不可知问题，或以仍有尚未发现的自然界组成物质为理由，来解释古代风水学如何高明、奥妙。我认为这是不科学的。因为，它毕竟产生在科学不发达的环境下，那时，人们还不知道天上的雷和雨是如何产生的，不知道地球和太阳系。古代的风水学只能是古人当时的预测学，与今天我们的预测基础大大不同，不能同日而言。尽管我们今天可以仍用风水学的观念去正确处理环境和城市规划问题，但这应当与古代风水学已有本质的r:别，仍原原本本用一些古人的观念去搞风水，实质是一种现代迷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