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规划”术语定名考——兼议与“城市设计”之关系

时间: 2016-09-09 / 分类: 城市规划论文 / 浏览次数: / 0个评论 发表评论
作者:李浩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近两年来,随着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批示,以及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的高规格召开,有关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已成为广泛热议的重要话题。然而,一个相当基本的问题却不时令人倍感困惑: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科技术语具有广义或狭义理解之不同。若从广义理解,中国数千年的城市营建活动中,城市规划或城市设计的思想理念或技术方法早已有之。然而,在严格意 义上,作为一个专业名词并得以广泛使用,“城市规划”或“城市设计”的历史却并不悠久。在中国古代,主要是一种“规画”的传统。到了近现代,受国外近现代 城市规划理论,特别日本“都市计画”概念的影响,中国较广泛使用的是“都市计划”(繁体为“都市計畫”)一词。“城市规划”或“城市设计”这两个术语,究 竟是在什么样的时代背景下,由于什么样的缘故而得以广泛使用的?本文试就前者作初步的讨论。

 

一、陈占祥先生的两次谈话

就“城市规划”的定名而言,相关研究中得到广泛引用的,当属著名城市规划学者陈占祥先生的一段谈话:“我们在50年代初学习苏联经验时,苏联专家穆 辛[欣]同志花了很大的劲,企图向我们说明计划与城市设计的区别。在俄语中,这两个词的区别极其微小,只在字尾有一点儿小区别。翻译岂文彬同志在没有办法 的情况下,暂时用了‘规划’一字,使之区别于‘计划’,结果,规划一直沿用至今,而今天‘计划’与‘城市设计’(规划)实际上仍混在一起,不过规划代替了 计划而已”。

陈占祥先生的这段谈话,载于1991年第1期的《城市规划》,谈话时间应该是在1990年。此时,陈先生已经完成英国《不列颠百科全书》中2万余字 “城市设计”条目的翻译工作(1983),对城市设计概念有着相当深刻的理解。然而,陈先生对于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和城市计划相互关系的基本主张究竟如何 呢?仅从上面的这段谈话,尚不能使我们获得清晰的理解。

陈占祥晚年的另一段谈话,有助于对此问题的进一步认识。“最滑稽的是规划和计划这两个词。[19]50年代初,苏联专家穆辛[欣]一听说都市计划委 员会这个名称,就表示反对,说这不是计划,而应是城市设计,他认为城市设计是计划的一部分。穆辛[欣]是莫斯科的总规划师,我最欣赏他。他的本意是计划与 城市设计不能分家,他多次讲了这个问题,但翻译翻不出来,就用规划这个词来代替城市设计。所以,都市计划委员会后来改名为都市规划委员会。这很滑稽,穆辛 [欣]的本意是城市设计,而我们却只认为是规划,只不过把计划这个词改成了规划而已”。

陈先生的这次谈话,缘于新华社记者王军就“梁陈方案”问题的一次登门拜访,谈话时间为1994年3月2日。遗憾的是,该谈话系在陈先生逝世后所作的 整理,未曾得到陈先生本人的审阅。从陈先生这次谈话的内容来看,似乎更倾向于使用城市设计而非城市规划这一概念。这一点,可能与陈占祥先生的教育背景有一 定联系,因为他早年在英国利物浦大学就读时,所学专业正是城市设计(Civic Design)。在欧美等国近现代城市规划发展中,城市设计的确也是一个比较流行的概念,尤其是在规划教育领域。

 

二、关于岂文彬先生的翻译工作

陈占祥先生1990年谈话中所谈到的岂文彬先生,早年就读于哈尔滨工业大学,解放初期在北京市城建局工作,是引介苏联规划理论的一位重要翻译人员[①]。岂文彬先生曾翻译的《城市规划:技术经济之指标及计算》一书,于1954年7月由建筑工程出版社正式出版(图1)。该书作者为苏联规划专家雅•普•列甫琴柯,是建国初期在我国传播最广、影响颇大的苏联规划名著之一。

在岂文彬先生这本译作出版之前,国内已经出版了该书的另一个版本——由刘宗唐翻译,于1953年11月由时代出版社正式出版(图2)。刘宗唐先生同样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建筑工程学院[②]任教。刘宗唐和岂文彬的翻译工作,所依据的俄文著作略有不同,分别是1947年的俄文原著和1952年的俄文修订版。岂文彬翻译的版本,内容相对较新,其传播和影响也相对更为突出。

然而,岂文彬和刘宗唐先生承担翻译工作,主要是一种“笔译”的角色。对实际规划业务工作影响更大的,当属一些为苏联专家担任专职翻译的“口译”人 员。在建国初期“全面向苏联学习”的“一边倒”社会背景下,口译人员还具有一定的作为苏联专家的工作秘书的身份性质,是苏联专家与中国城市规划工作者之间 相互沟通的重要桥梁。

三、穆欣、巴拉金及其专职翻译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对我国技术援助的苏联专家中,具有苏联建筑科学院通讯院士头衔的A·C·穆欣(A.C.MYЩИH),是对城市规划工作影响颇为关 键的一位重要苏联专家。穆欣于1952年4月来华,先是受聘于中财委,1952年8月建筑工程部成立后于同年12月转聘至建工部,1953年10月前后结 束协议回苏。穆欣在华的1年半时间,正值我国三年国民经济恢复基本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大规模建设筹备并拉开逐步帷幕,就城市规划工作而言,也是基本指 导思想和各项政策制度酝酿和建立的奠基时期。当年为穆欣担任其专职翻译的刘达容先生,应该是清楚“城市规划”术语定名事宜的第一当事人。遗憾的是,刘达容 先生早已于1992年10月因病过世,有关情况已无从询问。

不过,近年来在对“一五”时期八大重点城市规划工作进行历史研究的过程中,通过中规院院友高殿珠先生(早年担任苏联专家М·С·马霍夫的专职翻译) 的帮助,笔者有幸联系到了早年担任苏联专家Д·Д·巴拉金专职翻译的靳君达先生,并进行了多次的访谈,为揭开“城市规划”术语定名的疑团提供了极为宝贵的 第一手资料。

在建国初期援助我国城市规划工作的苏联专家中,除了穆欣之外,巴拉金和Я·Т·克拉夫秋克是另2两位最重要的苏联专家。巴拉金1953年6月来华, 受聘于建工部(因机构调整,后改为国家城建总局和城市建设部),1956年6月回苏。克拉夫秋克1954年6月来华,受聘于国家建委,实际工作以规划政策 和规划审批为主,1957年6月回苏。

实际上,巴拉金是穆欣的接任者,两人有4个月左右的共同工作和交接经历,所在部门为城市规划编制工作的国家主管部门。两人均为部长顾问的角色,在苏 联专家中属于最高层次。巴拉金在华工作的3年时间,与我国的“一五”计划基本同步(五年计划四年完成)。这些因素,使得巴拉金对我国城市规划工作的实际影 响,并不亚于穆欣或克拉夫秋克。

据靳君达先生回忆,穆欣在华工作的1年半时间内,其专职翻译一直是由刘达容担任;巴拉金的专职翻译,起初一段时期(1953年下半年)也是由刘达容担任,但自1954年初开始,靳君达先生正式接替刘达容先生为巴拉金承担翻译工作[③](图3)。由于穆欣和巴拉金这两位苏联专家,以及刘达容和靳君达这两位专职翻译,“双重”的“前后任”工作接替关系,使得刘达容关于专业翻译的许多知识,得以传承给靳君达先生。这就使得我们对于“城市规划”的定名问题,得以有所进一步了解的可能。

 

四、“城市规划”定名的内在原因——靳君达先生口述

2015年9月以来,笔者有幸当面拜访靳君达先生近10次。特别是2015年10月12日和2016年1月7日,靳君达先生与笔者进行了两次颇为深入的谈话(图4)。靳君达先生的谈话整理成文字材料后,笔者又专门呈送靳先生审阅修改并确认(图5)。

 

据靳君达先生的口述,“城市规划”一词的定名,时间大致是在1952年的下半年,即苏联专家穆欣指导规划工作、刘达容担任专职翻译的期间。“前期刘 达容担任翻译的工作起步的时候,连城市规划这个字究竟翻译成城市计划还是城市设计都有争议”,最后“之所以叫城市规划,是翻译人员创造了这样一个名词”。

具体而言,当时翻译工作所称的城市规划,实际上包括3个方面的内涵。首先,“这项工作是国民经济计划在一个具体城市里面的落实”,这也就是经常所讲 的“国民经济计划的继续和具体化”。其次,“‘城市规划’的第二层涵义是你究竟怎么落实,要用科学的方法来进行一个平面设计,以总图的形式表现出来”。第 三,“因为这是一项综合性的工作,首先要区分主次,在当时来讲工业企业是主要的,‘先生产、后生活’,咱们的原则中为劳动人民服务放到第二位,包括劳动人 民住宅区的布置也要为工业建设所服务(苏联规划工作中为居民生活服务是第一位的),然后交通、运输、文化、教育等等,又是综合性的内容,这又是一个内涵。 所以,就要编制‘城市规划总图’(当时也译成‘城市总体规划图’)。‘总图’是代表综合性”[④]。

据靳君达先生回忆,“城市规划”对应的俄语是планировка города。 “规划”(планировка)一词的前缀план,也就是“计划”,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的所谓计划,使用的就是план。而“设计”对应的俄语则是 проект。在俄语中,与城市规划对应的一个更完整的概念是генеральныйплан планировкии засйройкигорода,即“城市规划与建设总图”。其中,генеральный的意思是“总”,план的意思是“图(平面图)”,и是连接 词“和”,засйройка的意思是“建设”或“修建”(图6)。

 

那么,在当时的翻译工作,为何采用“城市规划”而未使用“城市计划”的译法呢?据靳君达先生回忆,“为什么落到规划呢?当时的‘五年’计划,并没有 规划这个词,但计划这个词却很普遍。可是计划并不能概括城市规划的内容,因为规划既有专业性,又有行政、政治的内涵。计划在没有批准之前,它啥也不是。城 市规划则不然,它引入了好多国家规范性的内容(当时,国家还没制订城建或城市规划法规)”。同时,这与“规”字本身的含义也有密切关系:“现在不都在讲 ‘规矩’嘛!规范就是‘规矩’,就有一定的强制性内容在里面。这个‘划’呢,是概括“计划”,因为有近期、中期、长远等不同期限。所以叫‘规划’”。

翻译工作中为何没有使用“城市设计”一词呢?靳君达先生指出:“就内容来讲,这项工作是一门综合性的科学。你说它是纯技术吧?技术人员又办不到,必 须要有领导、有权威人员参加,你这个规划才能成形。比如包钢选厂,好多考证,好多调查,好多专业文献都是技术人员拿出来的,但拍板却是领导层做出的。由包 头市委跟相关部委的头头们一起讨论,回去由包头市委做决定,确定下来。这样,就不同于一般的设计,也不同于一般的计划”。“另外从内涵上来看,也包罗万 象,有经济方面的问题,有老百姓息息相关的生活问题,有公用设施问题,有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问题,等等,是这样一个综合性的东西”。“最后就说,行了,把 俩个儿并在一块,就叫规划吧!是这么定下来的”。

在城市规划定名以后,相关概念的使用情况又如何呢?据靳君达先生回忆,“城市计划”这一概念,还有所使用。“具体来说,如果要实施的规划,有一期、 二期、三期之分,那就要涉及到计划。如果要涉及到投资的问题,涉及到“三通一平”的建设问题,这就是计划”,“具体项目、时间安排等,就是计划。投资分配 不叫规划,叫计划(план)”。而就“城市设计”概念而言,其使用情况则很少了,“因为它不像工业设计、民用设计,不大用设计这个词”[⑤]。

 

五、粗浅的思考

通过靳君达先生的口述,为我们理解“城市规划”术语的来历提供出了宝贵的线索。应当讲,靳先生的口述是在当前的条件下最大限度逼近于历史事实的一种 解释。简言之,中文“城市规划”一词的定名,固然主要是由翻译人员所创造,但在根本上,则是由城市规划工作的实际内涵所决定的。正如俗语所讲,“名不正则 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这样的一种定名,在具体内容上又受到苏联规划理论以及计划经济体制的深刻影响。

如果我们承认苏联规划理论因其计划经济体制而塑造出的独特个性,那么,在借鉴苏联经验的时代背景下,新中国城市规划工作的一个专业名词,采用一种既不同于中国本土的传统文化,也有别于西方其他国家流行概念的“新译法”,其实也并无可厚非。

联系到当前的城市规划工作,尽管已经并非早年计划经济的体制环境,然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依然存在,国家对于城市规划的各项政策要求仍较突 出,靳君达先生所述城市规划工作第一层内涵,其实并未消失。早年翻译工作中对于城市规划三重内涵的解读,迄今仍未过时,反而更具启发意义。

有鉴于此,关于城市规划与城市设计的关系,我们不妨作出这样的粗浅理解:城市规划是一项综合性突出的政府工作,而城市设计则为其中技术性、艺术性要 求突出的一部分内容。在这个意义上,原建设部城市规划司总规划师汪德华先生对“城市设计”概念及其与“城市规划”关系的定义,是值得深思的:“城市设计 (Urban Design)是城市规划学科的基本核心技术。所谓城市规划(City Planning),在中国是指关于城市与建设的计划、步骤、性质、规模、布局、控制、策略、管理和实施等方面的综合称谓。城市设计是指在用地功能布局和 空间环境[方面]的具体工程技术”。

进一步而言,如果考虑到规划管理对于城市规划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以及长期以来的薄弱状况,城市规划与城市设计的关系,可以作出如图7的示意。综合性突出的城市规划工作,可以划分为“政策研究”、“城市设计”和“规划管理”三大板块[⑥]。

 

城市规划的政策研究,包括与城市发展和规划建设密切相关的方针政策、战略思路、规划标准和技术规范等,不妨可以粗浅理解为偏重于文字性内容;政策研究的有效推进,是落实城市规划政策性要求的重要保障。

城市规划的研究工作,一旦涉及到空间范畴,需要在图纸上加以表现或提出设计方案进行论证,这就属于城市设计的工作范畴。通过加强城市设计工作,要着 力解决城市各项用地和空间布局的科学性、合理性要求。此外,好的城市设计,还应当具有一定的审美内涵,满足城市规划工作对于艺术性的特殊要求。

城市设计的工作成果,在没有经过审查以前,只能是一种“设计方案”,而一旦通过论证而获得批准,则称为城市规划工作的法定文件,成为规划管理的直接 依据。在规划管理过程中,重点在采取多种手段,确保城市规划法定文件的实施和实现。另一方面,规划管理中遇到的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则需要反馈给政策研究 环节,推动城市规划工作不断加以改进。如此周而复始。

城市规划与城市设计相互关系的问题,是一个十分重大的科学命题。上文的一些讨论,实属浅薄之见。仅在提供一种思路,供同行批评和讨论。

 

 

注释:


[①]岂文彬(1908-1980),曾用名廖凯、祁文凯、进道罗夫,1928年考入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参见:郑学军.哈尔滨百年——哈尔滨人物之哈工大篇[E/OL]. 哈尔滨工业大学网站, 2004-11-01[2016-02-04].http://today.hit.edu.cn/articles/2004/11-1/22163.htm

[②]该校在解放初期为北京工业学校土木科,1952年起先后改称北京建筑专科学校、北京市土木建筑工程学校等,1958年更名为北京建筑工程学院。

[③]靳君达先生1953年6月从哈尔滨俄专毕业,分配至建工部城建局参加工作,1953年下半年的时间主要是在进行翻译工作的各项准备。

[④] 2015年10月12日靳君达先生与笔者的谈话。

[⑤]另外,1954年10月,国家成立承担城市规划编制任务的设计机构时,采用的名 字为“城市设计院”。其之所以使用“城市设计”一词,主要是相对于工业设计院、民用建筑设计院、给排水设计院的参照提法,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即相对于工业 设计、民用设计等,与城市规划密切相关的一些设计工作的总称。

[⑥]这一观点受到邹德慈先生关于“现代城市规划三个重要支柱”观点的重要启发。参见:邹德慈. 试论现代城市规划的三个重要支柱[J]. 城市规划. 1991(2):19-22.

 

 

 

参考文献:

陈占祥教授谈城市设计[J]. 城市规划, 1991(1):51-54.

陈占祥译. 城市设计[J]. 城市规划研究, 1983(1):4-19.

王军整理. 陈占祥晚年口述[M]. 陈占祥等. 建筑师不是描图机器——一个不该被遗忘的城市规划师陈占祥.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5. p36.

汪德华. 中国城市设计文化思想[M]. 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9. 前言.

李浩. 八大重点城市规划——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城市规划历史研究[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6. p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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