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知名城市规划师杜地阳:城市不只属于小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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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玛丽·迪蒂耶尔(Jeanmarie·Duthilleul),中文名杜地阳,世界知名城市规划师、建筑设计师。杜地阳1952年出生于法国,现任法国AREP公司(隶属法国国家铁路集团)总裁。杜地阳参加过法国许多重要城政规划与工程设计,其代表作有:巴黎蒙巴那斯火车站交通枢纽及周边城市规划、巴黎圣母院内部新装修工程、法国高速火车地中海线阿维尼翁火车站、马赛火车站的设计以及周边城市规划等。1999年以来,他领导的设计公司同中国合作,设计了北京西直门枢纽暨西环广场、首都博物馆、上海铁路南站等,在建和中标项目还有成都天府广场、2008年北京奥运会配套工程——东直门交通枢纽暨东华广场、深圳地标建筑“天地塔”等。

一座理想中的现代化城市该是怎样一副模样呢?交通拥挤是不治之症吗?穷人与富人一定要分区而居吗?带着这些问题,《环球时报》记者采访了世界知名城市规划师、建筑设计师杜地阳先生。

机械化交通工具改变城市面貌

记者:你做过巴黎的许多城市交通规划项目,请谈谈城市交通规划的历史沿革。

杜地阳:城市交通是现代化进程中必须解决好的问题。一百多年前,人们出行的方式主要是步行或乘坐马车,城市的结构相对简单:一些民居和公共建筑围绕着一个广场建筑。法国普罗旺斯地区许多城市至今保持着这样古老的风貌。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类发明了几乎所有的机械化交通工具,小汽车、公共汽车、有轨电车、卡车、地铁……

机械化交通工具成为新时代的象征,向原有的城市结构和城市交通体系提出了挑战,引发了一场静悄悄的交通革命。这场革命把城市带入快速运动状态,人类面临着重新组织交通的问题。20世纪20年代,未来学家渴望改变城市面貌,认为20世纪的城市里小汽车满城飞驰,占满城市空间。到了60年代,环城公路、立体交通出现了,到处都在修筑道路,城市肌理被粗暴破坏。这时,人们才开始认识到现代化城市不应该是小汽车占主导地位的城市。

记者:什么是城市肌理?

杜地阳:简单说,就是城市的脉络,是历史过程形成的城市布局。城市肌理由大大小小的道路及建筑物构成,从高处看,城市不像一块有经有纬的织物吗?

欧洲城市和中国的相似之处是: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肌理,它们大多是在一条或多条中轴线上展开的。例如,在巴黎,卢浮宫的中轴线向香榭丽舍大道方向展开通到凯旋门,并继续延伸到拉德芳斯区的大拱门之外。北京的主要中轴线是南北中轴线,从故宫向南北延伸,此外还有以长安街为主轴的东西中轴线。中轴线给城市带来顺序,使城市结构清晰,成为城市的象征和形象。

记者:美国的城市似乎没有“肌理”,也没有中轴线。

杜地阳:美国的情况完全不同。300年前,美国还没有城市,而中国和欧洲都有1500年以上历史的城市了!美国的许多城市被称为“蘑菇城市”,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他们建城时,把空地切割成许多方块,在每个方块里盖大楼,摩天大厦就像蘑菇一样长出来了,城市就这样形成。

另外,美国城市公交体系不发达,也是有历史原因的。美国的历史由开拓者书写,城市由开拓者创建,道路规划的出发点是:以小汽车为主,每个人独自驾车出行,是为个人奋斗者规划的。

欧洲和中国的古老城市要适应现代生活,必须进行重大的交通改革,但是,不能按美国的模式改造。如果那样做,就得把城市掀翻重建,怎么行得通呢?那种认为摩天大厦就是现代化的观点很危险。

记者:你认为现代化城市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杜地阳:第一,便于人们出行。人是要走动的,不能老是生活在自己的街区,城市应创造条件给人走动的方便;第二,步行者在城里行走感受到安逸,获得享受;第三,人车关系平衡。车道和城市不能截然分开。城市道路不是高速公路,驾车人在城里行驶,如果一路上什么也没有看到,什么感觉也没有,没有产生与城市接触的愉悦,那样的设计也是不成功的。所以,我认为在市区建高架路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记者:中国和欧洲的一些城市在建设中拓宽了许多道路,但是,仍然没有解决交通堵塞问题,症结在哪里呢?

杜地阳:多年来,欧洲人发现,所有方便车流的道路建设,如新建车道、拓宽已有道路等,使更多的新车辆挤进来,交通越来越堵塞。所以,不应该再试图给城市机动车的交通提供方便,而应采取其他措施:便利的公共交通;人行道的连续性和舒适性;集中停车中心。实行这些措施,能使机动车的面积减少,改善城市空间质量。在法国的南特、格勒诺布尔、斯特拉斯堡和蒙彼利埃等城市,有轨电车投入运营已经取得显著的成效,不仅疏通了城市脉络,同时为市民提供了一种新的交通方式。

北京的中轴线应最大限度地留给行人、自行车和公共交通,而不是留给机动车。关于行人的方便和舒适,我想说,如果街道又长又宽,不得不修建过街天桥或地下通道的话,那么,它应该是坡形的,坡度和缓。让老年人去爬那么高、那么陡的天桥是很严酷的。楼梯应修在房屋里而不是街道上。

让穷人和富人住在同一栋楼里

记者:请允许我提一个关于城市规划的社会学问题。欧洲几乎所有大城市都存在富人区和穷人区。从地理方位看,一般城北或城西是富人区,城南或城东是穷人区。北京的发展史上,也存在南部相对落后的问题。地理方位上的贫富差距是怎样形成的?

杜地阳:富人区与穷人区形成的原因,实际上是一个“气味”问题。几百年前,欧洲城市的卫生设施很差,居民朝街上乱泼脏水和尿,城里充满各种难闻的气味。富人就把住宅建在迎风的位置,就是北边、西边,在有山的城市,就建在山顶或山坡上,难闻的气味容易被吹走。这些被称为“上风上水”的地方就成为富人聚集地。

我们不能听任城市规划上的贫富分化。从1977年开始,法国政府出台政策支持穷人住房,或是资助租房,补贴发放到个人,或是投资盖房,房子盖好后廉价租给穷人。而今,政府投资盖的不是整栋楼,而是一栋楼里的若干套,这就能使穷人和富人混住,同一栋楼里,既有富人也有穷人。巴黎郊区的有些城市已经这样做了。既然是同一栋楼,房屋的质量就完全一样。在住宅问题上避免贫富分化,有助于促进社会和谐。

记者:你在各种场合提倡建设高质量的公共空间,请谈谈你的具体主张。

杜地阳:现代城市是一个运动形态,运动带来活力和繁荣,一切与运动形态有关的因素,如公交车、小汽车、地铁站、交通枢纽……体现着居民的生存状态,关系到生活质量,它们应该是城市公共空间规划设计的核心。以火车站台建设为例。1981年,法国第一条高速铁路投入运营以来,高速铁路的里程迅速增加,自然也带动了火车站建设,这使我们有机会向公众提供高质量的公共空间。做这类设计时,首先要考虑其使用功能和服务功能,但是,我也想到,要是让那些饱受交通压力及高密度压力的人们身处其间感到安详,体现尊严。好的公共空间还能促进人际交往,使人生活于其间产生幸福感。

最后,高质量的公共空间,形象鲜明,往往能成为城市的标志性建筑。做好一个公共空间,如同播下一颗可持续发展的种子。马赛火车站曾是贩毒、吸毒者聚集地,地中海高速铁路通到马赛后,设计流畅、时尚的马赛新火车站成为城市的一个亮点。

希望中国不要复制欧洲的地下交通设施

记者:你和你的同事在中国已经取得很大成功,怎么解读你们的成功?

杜地阳:中国给我们带来激情,带来创造的冲动。搞我们这一行的,需要在世界各地存在,同各种文化交流,吸取其优秀成分,以便时时产生灵感。中国恰恰能给我们灵感。面对中国沸腾的建设,谁能无动于衷?

我读大学时,就对中国哲学着迷,如中国哲学所讲的矛盾的两个对立面,如天与地、阴与阳、虚与实、变与不变等,对我很有启发。比如,博物馆要留下足够的空间即“虚”,是为了让参观者把注意力集中在展品即“实”上;再如,老子讲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很有道理。你看,两个平面相接,不就成了一个三维空间?中国文化使我多方面受益。

记者:你对中国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有何建议?

杜地阳:希望中国吸取欧洲在交通建设方面失败的教训,不要复制我们的地下交通设施。欧洲的立体交通,地上层很堂皇,地下层则很丑陋,因为阳光照射不进。现代设计的一个重要理念,无论地上地下,都应该是光明的。我们在法国改建一些老的地铁站台,就是要让它们明亮起来。

最后我想说,全球化真是一个神奇的现象,它使人与人的接触变得容易,它促进了思想交流,加深理解。我在法国对铁路系统的工程师、对各地的市长展示上海铁路南站的图片,我说:“这就是中国!”他们也激动不已——中国造出这样漂亮的火车站!你看,一个交通项目就使两国人民的心靠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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