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规划塑造社会关系

随着城市规划的发展，人们认识到城市规划与经济、社会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列斐伏尔的“空间的生产”理论认为，规划在创造空间的同时也生产了社 会关系。笔者试图通过对城市规划案例的回顾，讨论19世纪中期前后城市规划具有解决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繁荣产生的社会问题的作用，及这种国家干 预在缓和矛盾的同时为何又带来新问题。

19世纪末规划中产住城市工人住郊区

城市规划理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肇兴。由奥斯曼主持的现代巴黎的城市规划开启了“创造性破坏”历程。“创造性破坏”概念由大卫·哈维提出， 认为城市规划的实现以铲除现代主义之外的多样化现实为代价。奥斯曼对巴黎的城市规划在带来高度经济繁荣的同时，也扩大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不均衡。其对巴 黎城市规划的主导思路是将工人阶级从市中心排斥出去，让其迁徙到郊外，分化异质阶层的居住空间。此后，郊区的小酒馆异常活跃，成为工人阶级聚集和社交的纽 带。市中心则成为中产阶级生活、活动的空间，以整齐的道路、优雅的公园、完善的公共基础设施为特点，亦包括歌剧院等华丽建筑，以此培养中产阶级的文化环 境。巴黎成为一座现代化城市，但同时也产生了以空间分化为特征的阶级分化。巴黎公社在工人阶级聚集的郊区成立，它的重要口号是占领巴黎，推倒象征资产阶级 统治的雕塑、纪念碑等公共标志。

19世纪末，维也纳也进行了较为成功的城市规划。规划中的维也纳以环城大道最为著名，环城大道由市政中心、歌剧院、博物馆等公共建筑组成，较为 关注广场、喷泉和雕塑的运用，它代表了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思想。西特论述了广场对于共同体缅怀罗马公共社会以及创造社群认同的重要性。

1930年代，城市美化运动自美国芝加哥世博会兴 起，迅速向欧美国家蔓延。城市美化运动追求宏大的风格，规划一般以市政大厅为中心，向城市四周发散方格状路网，宽阔的道路，集中的公共建筑，功能分区、全 局规划等特征正式确立了城市规划的合法性。但其住宅建筑基础薄弱，城市底层或中下层聚集的贫民窟隐藏在城市“美化”的景观背后，贫困人口住宅状况与工业革 命初期英国工人阶级住宅状况相较并无实质改观。二战后，社会民主主义在欧美国家兴起，其核心思想是“福利国家”，政府试图通过扩大福利等方式改善贫困人口 的生活状况。

1950年代景观社会规划以消费形式实现“隐匿的统治”

1950年代，福特主义主导的城市规划向消费空间转移，福特的口号是——让工人消费得起，由此景观社会出现。早在19世纪中期奥斯曼对巴黎改造伊始，拱廊街就出现了，目的是吸引人们观看琳琅满目的商品。50年代的景观社会将拱廊街商业原型放大，其以封闭的大商场、环绕大商场的节庆大道、橱窗、玻璃门窗为主要元素，目的是刺激大众的 消费欲望。无线广播也开始流行起来，但不再播放二战期间被无限放大的政治演讲，取而代之的是流行音乐、广告以及娱乐花边新闻。为家庭主妇提供的家用电器或 家政服务投放于市场，鼓励她们使用，享受现代文明的好处。德波·居伊在《景观社会》中指出，景观社会以消费社会的形式实现了对大众的“隐匿统治”。法兰克 福学派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对景观社会进行了广泛的意识形态批评。丹尼·贝尔将社会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互调节的“混合经济”——称为“意识形态的终结”。

1960年代强调公众参与城市建设

19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简·雅各布斯 对以城市美化运动为代表的城市规划进行了批判，并提出“反规划”宣言。她的批判集中在规划的“暴力”与对社会自由的破坏。她认为，分布在街区角落的店铺、 邻里具有社会性角色，可协调人际关系，传统社会的惯习和共享价值观被遵守与维护，而“街头芭蕾”是日常生活秩序优雅的体现。由此，社区自建、社区自治和公 众参与开始被重视，原住民自发地组织起来参与家园建设。规划师角色不再是单纯的技术工程人员，而是综合社会协调者或组织沟通者的多重角色，在规划实施过程 中不断推动公众参与城市建设。

19世纪中期以前，城市规划初衷是对资本主义不良后果的遏制，改造贫民窟，改善工人住宅条件，美化城市环境。但规划是纸面的理想，落实到现实生 活中，则破坏了原有街道、社区的关联，造成整体生活的分离以及公共空间的衰落。是规划让城市更美好还是规划让城市生活更美好？城市生活是规划的结果还是制 度的再生产？当我们思考这些问题时，不得不援引大卫·哈维的“创造性破坏”概念，即否定过去、与传统决裂的现代主义开启了规划的时代，也破坏了经验的感 知、秩序、理性和功能；结构开创了一个新世界，也无情地告别了过去、历史、遗产和经验，城市规划以铲除多样性为代价，在带来高度的物质经济繁荣的同时，也扩大了深层的政治、经济和地理的不均衡。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社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