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的浙江实践(转)

admin9年前城市规划论文484

生态文明的浙江实践

 

摘要:大而言之,生态文明是致力于构造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目的的文明形态总系统;概而言之,生态文明即经济发展的生态化。浙江生态文明建设,既有国际潮流之外在启迪,又有本国经济社会发展之内在驱动。浙江的八年实践,认证了“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之间的辩证关系,构建了“生态优省+经 济强省”的完整框架,趋向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一体化。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生态文明建设具有不同的着力点,前者重心在治理环境污染,路径为倡导绿色生活, 以技术创新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关键在发挥政绩考核导向,后者重心在发展生态经济,路径为科学指导和制度安排,关键在推进城乡统筹,两者共同打造“诗画江 南,山水浙江”的生活品质。

关键词:生态文明  国际经验  浙江实践  发达地区  欠发达地区  问题  对策

 

    生态文明自有其生活价值观、社会组织方式、技术与产业之基础,浙江生态文明建设,既有国际潮流之外在启迪,又有本国经济社会发展之内在驱动。自2002年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浙江省委明确提出“绿色浙江”的战略目标,到2010年6月 省委通过《关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决定》,浙江生态文明建设经历了八年实践。诚如赵洪祝书记所言,八年来,我省在节能减排、环境污染治理、生态经济发展、 生态文化宣传和生态建设保障体系的逐步完善等工作上取得了显著成效,将我省生态文明建设推向“富饶秀美、和谐安康”的新阶段。[1]解读生态浙江,一方面应将镜头拉近,近距离考察其拓进轨迹和内在规律,进行梳理、总结和提炼;另一方面,又需将视界推远,将之置放于国际生态文明建设的视野中审视,则更能凸显浙江实践的特色、优势、差距、瓶颈和跃升路径。

一、国外生态文明发展态势

(一)理论层面

1995年,罗伊·莫里森在《生态民主》一书中,明确提出“生态文明”(ecological civilization)这 一概念,并将“生态文明”作为“工业文明”之后的一种文明形式。此后,世界性的生态文明建设,在理论层面大致形成了哲学与美学、伦理学、经济学、社会文化 学等角度的阐释。生态哲学与美学是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考察对象,实现由本体论、认识论到生存论的转向。从亚里士多德的神性自然、康德的为自然立法、卢梭的 回归自然一直到海德格尔的诗意生存,演绎了生态哲学转向的内在理路。艾伦·卡尔森和巴里·萨德勒主编的《环境美学:阐释性论文集》的出版,标志着生态美学 的兴起。阿诺德·伯林特专著《环境美学》被誉为生态美学研究进程中的里程碑。[2]生态哲学与美学的核心理念就是解构主客对立的二元论和工具理性,以生态整体主义取代人类中心主义,由以人为尺度转向以生态整体为尺度,即马克思恩格斯揭示的“人同自然的和解”。在生态伦理学方面,余谋昌翻译发表了希腊哲学家布拉克斯顿《生态学与伦理学》一文,引进西方生态伦理学观念,侯文惠翻译出版了利奥波德的《沙乡的沉思》,为国内出版的第一部西方环境伦理学名著。此后,罗尔斯顿、史怀泽、辛格、纳什、贾丁斯等人的著作被陆续介绍到国内。[3]生态伦理学的母题为人是“自然之子”,理应感恩和反哺自然。人类社会只是自然生态的子系统,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人-社会-自然”的层级架构,而是“自然-人-社 会”的生成思路,自然是生命的源泉,是母亲的襟怀,是人类的家园。这与儒家倡导的天人合一、仁爱万物,道家追求的道法自然、抱朴归真,佛家体悟的郁郁黄花 无非般若、一草一木皆有佛性,是不谋而合的。生态经济学研究的主题是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问题。肯尼斯·鲍尔丁在《一门新兴科学──生态经 济学》一文中首次正式提出生态经济学概念,丹尼斯·米都斯为代表的17人研究小组发表了罗马俱乐部第一份全球问题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指出资源消耗趋势继续下去,将导致增长的极限,即人口和工业生产力不可控制的衰退。罗伯特·科斯坦扎在《生态经济学:可持续发展的科学与管理》中,确立了可持续性是生态经济学的基本范畴。戴利和保罗·霍肯使“自然资本”理论成为西方生态经济学的基石,“它几乎撼动了整个西方经济学的基础”。[4]剩余的自然资本已经取代人造资本成为社会生产的稀缺要素,是经济发展的限制性要素;自然资本和人造资本构成互补,在一个“满的世界”①, 生产越多的人造资本,在物质上就依赖越多的自然资本。由生态经济学引申出的两个重要范畴是循环经济和生态服务系统。这既是与工业化时代完全不同的经济形 态,又是标志着人类有了新的理想追求的文化形态。人类文明的演进,呈现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递进发展轨迹。相比于原始文明时期人对于 自然的敬畏,农业文明时期人对于自然的顺应,现代工业文明时期,人类俨然以“万物灵长”的征服者自居,最终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与失衡。过度的工业 化,不仅严重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也不可避免地侵害了人类相互交往的社会环境。工业化所裹挟而来的“异化”现象,深刻地暴露出了以工业为主体的 社会发展模式与人类的环境要求之间的矛盾冲突。这种全球性的矛盾冲突,工业文明无法自行化解,只能有待于新的文明形态来解决新的问题。工业文明的后期,已 经隐伏着生态文明现身的契机。因此,生态文明既是从工业文明中脱胎而来,又是人类文明形态“凤凰涅槃”式的新生。

(二)制度层面

世界各国为健全生态建设保障体系不遗余力。一是建立严格的生态建设标准,引导和规范全社会的环境保护行动。日本出台《环 境基本法》,针对城市污染制定严格的环境标准,确认国家、政府、企业、民众等社会主体在环境保护方面的责任和义务,实施全程环境保护。二是通过理性化的渐 进法律制度设计,不断完善体制机制。哥斯达黎加四次修订《森林法》,对生态补偿制度做出了完整的规定。该法涉及森林生态服务提供方、支付方和国家森林基金 三类主体,其中国家森林基金主要用于补足支付方的资金缺口,同时对生态补偿制度的实施过程进行管理。三是制定一系列配套政策,构筑生态建设保障体系。美国 《2002年农业法》授权农业部实施的主要生态保护补贴计划包括《湿地保存计划》、《草地保存计划》、《私有牧场保护计划》、《野生生物栖息地激励计划》等,这些子计划显示了美国十分完备的农业立法。[5]德国的环境税费核算包括能源税、交通运输税和废物、废水、噪音污染费,以及专门的石油税和电力税等,形成生态税制度的系统构架。

(三)实践层面

一是推行“绿色经济运动”以摆脱金融危机。美国启动“总量控制和碳排放交易”系统,研 发无污染的混合性机动车,推广节能型的绿色建筑,投资风能和太阳能等清洁能源。二是循环经济成为经济发展主要流向。澳大利亚普遍建立了粮草作物轮作种植制 度,收到了水土保持和培养地力的双重效果,构成粮、林、饲的合理三元结构。三是提高生态建设的高科技水平。沙特、埃及非常重视沙漠的生态治理工作,大力推 广微电子调控技术在供水、节水灌溉上的使用。四是各国大力推进生态城市、生态村建设。有“森林城市”之称的美国克利夫兰,制定了12项 “精明增长”方略,紧缩城市开发和绿色交通是其重点工程,用足城市存量空间,高密度居住,生活和就业单元尽量混合,降低对汽车的依赖度。瑞典泰格莱特村要 求成年村民每年奉献一周时间承担“公役”,服务社区,工作包括管理“公屋”锅炉、清理堆肥箱、清理化粪池分解槽、房屋修缮及照顾“公田”等,培育了公众参 与生态建设的“社区意识”。采用高效清洁的太阳能成为巴姆菲尔德村乃至整个德国生态村建设中的一个亮点。五是引领降低能耗和消费的“租生活”新时尚。所谓 租生活,即告别对生活、生产资料“据为己有”、“用完就丢”的年代,学会“善借于物”──用最少的资金和消耗享受最高质量的生活。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说,“租来的生活”方式正在英国流行,其心理动因一为省钱,二为环保,其运作方式是找人租或跟人换,享受之后完璧归赵。从名车到手包,从豪宅到服饰,从名画到宠物,都可以从租赁公司短期租赁,也可以在网上与人互换。[6]自称全球最大租赁平台的Zilok公司的口号是“你可以在网上购物,现在,你可以在网上租生活”。

(四)评价层面

一是重视生态综合指标的评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首次提出“生态需求指标”(ERI),定量测算反映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压力之间的对应关系。Wackernagel等人提出“生态足迹”评估办法,以生产性土地面积与区域生态承载力之比来评估人类对生态系统的影响,测度区域可持续发展状况。二是重视生态指标在整个国民经济指标中的作用。罗伯特·卢佩托等人提出了国内生产净值指标,认为经济开发活动中的石油耗损、木材量减少以及采伐木材引起的土壤流失,都应从GDP中扣除。按此估算,印尼从1971年到1984年间,虽然GDP增长率为7.1%,但扣除上述因素后,实际增长率只有4.8%。墨西哥的绿色GDP核算也是这一原理,EDP=NDP-资源耗减与使用-环境降级。三是重视专项生态指标的观测统计。David Gibbs和PaulineDeutz认为对生态工业园区的评估,应关注网络化、资源再生利用、清洁生产、产业聚集、绿色设计、融入自然生态系统、存在核心承租商、LCA设计等13个方面,[7]从而建构经济效益、环境效益、社会效益三位一体的评估指标体系。

二、浙江生态文明八年实践之基本描述

在世界生态文明建设的大背景中,浙江自有其理念创新、实践特色及经验提炼。 “绿色浙江”战略目标的背后,是“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即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的一体化。《中共浙江省委关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决 定》提出打造“富饶秀美、和谐安康”的生态浙江,也是为了实现“富”与“美”的高度统一。这与中央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精神具有内在的契合性。十七届五中全 会强调,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把提高生态文明水平作为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前置条件。胡锦涛总书 记在2010年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落实科学发展观研讨班的讲话中指出,要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 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在这里,富裕与优美是合二为一的。温家宝在《生态文明:人类文明观的转型》一文中也认为保护环境与经济增长并重, 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同步。习近平在云南调研时强调:建立健全符合生态文明要求的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将经济发展和生态建设作为政 绩的共同内涵。既要扭转重经济指标、轻生态环境指标的倾向,又要防止扬生态保护抑经济发展的偏颇。

在 人类文明史的进化历程中,以技术革命为标志的生产力的发展始终是文明进步的轴心和主线。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生产物质资料的活动是 “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由此可见,劳动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那么,生产力及其经济形态也是社会形态、文明形态的基础。生态文明对工业文明的修正, 并非遏制生产力,而是推进生产力的健康发展,朝着生态价值标准发展。北京大学徐春在《对生态文明概念的理论阐释》中认为生态文明的四大价值追求为:一是生 产方式由高消耗高污染转向生态技术和清洁生产,二是生活方式由过度享受转向简约自然,三是社会管理方式由资源竞争转向合理配置资源,四是文化价值观上生态 价值成为民间道德并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8]在这四大价值追求中,物质 生产方式始终居于首要的、第一性的位置。在浙江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的三大体系中,生态经济、生态环境、生态文化互为支撑,但生态经济是关键,缺乏生态经济 的支撑,生态环境将因失去保障而变得脆弱,生态文化也因脱离实际而陷入空谈。习近平同志在建设生态省动员会上的讲话指出,浙江走“资源节约、清洁生产、生 态保护、循环经济”之路,就是将发展生态经济作为建设生态文明的主导性战略。人类文明的演进史也佐证了这一点,作为客观的显性的标志,农业文明即生产力发 展和经济形态的农业化,工业文明即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形态的工业化,如此,则生态文明即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形态的生态化。全社会以生态建设产生的价值作为最高 价值来追求,以生态作为生产方式乃至生活方式,这才是生态文明建设最根本的意义所在。

大而言之,生态文明是致力于构造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目的的文明形态总系统。

概而言之,生态文明即经济发展的生态化。

因此,省域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应该是“经济强省+生态优省”的完整构架,德清县提出“创经济强县,建生态德清”恰好是这一构架的具体展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经济落后也不是生态文明。顾此失彼或扬此抑彼,只能导致文明的缺憾。赵洪祝书记在《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开创浙江科学发展新局面》的报告中指出:以生态经济为核心,以生态科技为动力,整体推进生产生活方式转变,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双赢。生态文明具有的生产生活自律性,要求我们在改造和利用自然的过程中,必须有意识地控制自己的行为,坚持生产方式生态化。这是对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一体化的最好诠释。

八年的浙江实践,足以证明浙江理念的科学性、系统性和适用性。

一 是重视规划布局,构筑生态建设体系。不仅提出了生态环境、生态经济、生态文化的三维构架总系统,而且根据《生态功能区划暂行规程》,将全省划分为浙东北水 网平原生态区、浙西北山地丘陵生态区等六大生态圈,着眼于大气、水、森林、土壤等生态要素的合理配置和综合修复。在此基础上,建构以循环经济为核心的生态 经济体系、可持续利用的自然资源保障体系、科学、高效的能力支持保障体系等五大体系,实施生态工业与清洁生产示范工程、生态农业与新农村环境建设工程、生 态公益林建设工程、万里清水河道建设工程等十大工程。淳安县《生态环境功能区规划》,科学界定禁止准入、限制准入、重点准入、优化准入的范围,该发展的地 方充分发展,该保护的地方充分保护。

二是创新制度,健全机制。建立健全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评机制;健全生态补偿机制,在全国率先出台《关于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的若干意见》,省级财政生态补偿转移支付力度持续加大。加快完善市场化要素配置机制,探索省内碳排放权交易制度,自2009年3月我省启动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工作,截止2010年9月底,有3216家企业缴纳有偿使用费2.42亿元,排污权交易882笔,交易额2.90亿元。201010月公布《浙江省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工作暂行办法》,首次将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同排污许可证制度挂钩。制定实施《浙江省循环经济发展纲要》,积极推进国家级循环经济试点省建设。具体落实《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环境保护工作的意见》,目标为农村安全饮用水覆盖率达到100%,建有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行政村比率达到80%以上,农村生活垃圾集中收集行政村覆盖率达到95%以上,化肥施用强度降低5%,商品有机肥推广使用量提高30%,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推广使用面积达到75%以上。

三 是依托科技,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开发低碳技术,推广高效节能技术,提高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比重。积极发展节能建筑、轨道交通、电动汽车技术;研发和推 广清洁生产技术,促进制造业绿色化、智能化;发展节能减排和循环利用关键技术,着力提升生态环境监测、保护、修复能力和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加强环保公共科 技创新服务平台建设。象山县专门制订了生态文明“九大工程”目标任务分解表,将节能减排、水环境保护和整治、大气和噪音污染治理、固废处理、清洁生产等技 术问题列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对象,以生态科技带动生态经济的发展。

四是节能减排,优化环境质量。据北京林业大学生态文明研究中心《中国省域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报告》,在2007-2008年,浙江生态文明的总进步率为8.03%,在全国排名第一,生态文明总体水平紧跟北京、上海、广东之后,居全国第四。2008年单位GDP能耗降低率为:杭州5.8%,宁波4.0%,温州5.2%,绍兴6.6%,金华5.5%,台州5.2%,降幅明显。据《2009年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5.9%;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分别下降6.7%6.9%。环境保护部通报2009年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数据,浙江省化学需氧量排放量比2008年下降4.61%,二氧化硫排放量比2008年下降5.3%。浙江省在考核中得分为67.6分(全国平均54.5分),位列全国第二。

五是积极创建示范区,推广生态建设经验。丽水实施生态集聚、生态涵养等五大工程,建设“中国生态第一市”。安吉采取“以奖代补”激励机制,建成中国竹乡;淳安以水环境保护为核心推进生态建设,千岛湖水环境质量总体保持Ⅰ类。两县均评为国家级生态县。

八年实践,浙江以其探索者身份感悟到:生态文明建设,是以价值观创新为先导,以技术与产业创新为驱动,以组织与社会形态转型为表征,以人类生产生活生态化为总揽的新文明跃升。这或许就是生态文明的真谛,也是今后实践的指引。

三、浙江域内生态文明建设的问题与对策

在取得以上成效的同时,浙江生态文明建设在认识和实践上,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不少差距,发达地区仅将环境保护等同于生态文明建设、欠发达地区仅将维护生态等同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狭隘观念仍有一定市场,需要我们分类研究,区别对待,剖析问题,寻找对策。

(一)发达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问题与对策

1.环境保护成效明显,但也留下现实难题,生态修复任重道远

尽管浙江省环保部门称近年的努力使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的趋势已基本得到有效遏制,中国环境监测总站也有数据表明,浙江省生态环境状况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前列,2009年96.9%的省控城市空气质量达到国家二级标准,八项指标排放达标率85.9%,比上年提高17.8个百分点,全省地表水质达标率67.3%,比7年前提高10.6%,人均公园绿地面积10.66平方米,城市污水处理率77.4%,县以上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95.4%,从2006年至今,浙江省级财政累计投入生态环保专项资金约150亿元,浙江生态环境整体上呈良性发展趋势,但空气、水源、土地面源的污染问题,水系、森林的生态修复问题,仍面临严峻挑战。

──空气。省政府印发《浙江省清洁空气行动方案》,实施城市“蓝天工程”,而主要由汽车尾气排放导致的灰霾天气总在与蓝天计划作对。据浙江省环保厅发布的《2009年浙江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灰霾天气在杭州、湖州以及金衢等地分布最多,为100天以上,其中杭州最多,为160天。去年浙江年平均气温18.0℃,较常年偏高1.1℃。气温已连续13年偏暖。

──水。维系人类生存的水质状况也不容乐观,根据浙江省主要市界交界断面水质自动监测20109月月报,Ⅰ~Ⅲ类水质的断面为5个,占50%;Ⅳ类水质的断面为3个,占30%;Ⅴ类水质的断面为1个,占10%;劣Ⅴ类水质的断面为1个,占10%;主要污染的表征指标为氨氮和溶解氧。其中四类以下水质高达50%。

──土壤。土地面源的重金属污染更是危及生命。浙江省某发达地区基本农田质量调查表明:中等程度以上重金属污染土地共28块,占调查区土地面积的三分之一。其中多氯联苯污染土地12块,占调查区土地面积的20%。多氯联苯在地表横向迁移明显,并趋于向地势低洼处富集。浓集中心的含量也由2004年的72.9ng/g,提高到2008年的80.9ng/g。 专家指出,在这些重度污染区域应严禁种植可食用农产品(包括水稻、蔬菜、瓜果等),并严禁采集地表水饮用或灌溉。重金属污染之地不适宜居民生活,建议整体 搬迁。或许采用土壤修复技术即主要采用生物技术,利用菌类和吸附性强的植物,可以将土壤中的高污染有毒物吸附,使土壤生态功能得到恢复,但成本极其昂贵。

──森林。根据林业厅《2009浙江省森林资源年度公报》,全省林地面积为664.46万公顷,比2004年减少了3.51万公顷,比林地面积最多的2006年减少了5.44万公顷,林地面积已从高位盘落。全省森林达到健康等级的面积比例为77.36%,亚健康、中健康、不健康的面积比例分别为15.26%、5.81%和1.57%。幼中龄林与近成过熟林面积比例由4.7∶1调整为3.5∶1,结构渐趋优化,但自然度为Ⅲ级及其以上的森林面积35.60万公顷,仅占6%,自然度等级较高的面积偏少。碳汇林业发展势头良好,森林固碳能力不断增强,但展示莽莽苍苍的野生原貌、镌刻远古历史痕迹、体现生物多样性和丰富层次感、发挥天然氧吧的生态优质功能的原始森林变得极为稀罕,因此,保护森林原生态的任务十分艰巨。城市绿化受到高度重视,但如日本千叶市高度尊重原有自然地貌,依山顺水的“原生态化”建构却不多见。

2.环保节能技术、信息技术在资源环境监测和城市管理中应用不足,生态科技的研发、孵化和推广相对滞后

近年来,浙江省在节能减排方面成效明显,2003-2008年浙江省能耗变化见表Ⅱ:

 2008年浙江省能源与利用状况(2009年能源白皮书)










































年  度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全省生产总值(GDP)亿元


9705


11649


13438


15743


18638


21487


能源消费总量(万吨标煤)


9523


10825


12032


13538


14533


15117


GDP综合能耗(吨标煤/万元)


0.98


0.93


0.90


0.86


0.828


0.79


在 能耗缩降的下垂曲线中,存在着硬性拉闸断电停产的“硬砍”现象,存在着以指标为核心的行政干预局面。以强势的行政指令代替经济发展的自然调节,虽可奏效一 时,但以牺牲经济效益换取生态效益,总非可持续发展的长久之计。应充分认识到科学技术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强大驱动力,提高环保的科技含量,在节能的同时能够 提效,才是治本之法。

3.工业园区非循环、非清洁、非生态,链式集聚困难,生态产业尚未占据主导地位

作 为浙江经济发展的亮点和特色之一,就是专业市场和中小企业相结合的“块状经济”,一地一品。如绍兴的轻纺民营企业群、义乌小商品民营企业群、海宁的皮革制 品民营企业群、乐清的低压电器企业群、永康的小五金等,各具特色。浙江的块状经济产品附加值低,再加上过度专业化,缺乏产业关联性,存在着结构风险和周期 风险。如何从专业化产业集聚向生态化产业集聚转型,由“类集聚”向“链集聚”转型,由单一产业集聚的“点”、“块”向良性互动的产业集聚的“链”、“环” 转型,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发挥循环经济优势,是浙江提升产业生态化水平绕不过去的问题。

4.生态文明建设的公众参与度不高,生态决策与生态监控的公民权益还缺乏法律保

美国生态学家雷吉斯特提出生态城市建设的十项计划中,第一项就是普及与提高人的生态意识。[9]尽 管政府是最终决策者,但由于决策建立在广大市民、各种组织、专业人员与政府广泛合作的基础上,从而加强了其决策的科学性、现实性和可行性。由于生态建设得 到各利益群体的支持与配合,可以迅速收集到反馈信息加以及时调节,因而保证了可持续性。生态文明建设纯粹是政府行为,还是公民的份内事?浙江公民的生态意 识和参与程度均需加强。

5.符合科学发展的政绩观有待巩固,生态综合考评机制有待完善

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深究,一是考核干部政绩是沿用经济增长指标这一把尺子,还是应该增加一把“生态尺子”?二是如果增加“生态尺子”,又如何增加?在考核评价标准中,应包括哪些生态性指标,各指标的权重如何分配?国际流行“绿色GDP”评价体系,即从现行统计的GDP中扣除由于环境污染、自然资源退化、管理不善等因素引起的经济损失成本,从而得出真实的国民财富总量。应该运用“生态考核”这一指挥棒树立正确的政绩导向,客观、公正、全面地评价领导干部的政绩。

发达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对策是:

第一,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制订生态文明建设规划,建构全省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体系。规划应包括三方面:一是原有生态的保护和合理利用,二是现有污染的测定和有效整治,三是未来产业的“生态化”转型。进一步明晰保育、修复、涵养等生态功能分区的建设任务。

第二,借鉴国际生态城市和生态村建设经验,以及国内省域生态文明评价体系,制定详细的科学的评价考核指标,引导浙江的生态文明建设走向国际化、科学化、常态化。

第三,充分发挥科技创新的作用,在废物资源利用的环境污染评估控制技术、资源的高效清洁转化利用技术、企业共生网络和生态工业集成系统、绿色交通等方面加大投入。[9]

第四,逐步实现生态农业的现代化、生态工业的链式化、生态环境的原生化、公共服务的一体化,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推广象山“虾-鹅-豆”的轮作循环经济,借鉴丹麦卡伦堡生态工业园区的做法,火电厂、制药厂、炼油厂、板材厂、道路工程等企业互相依存互相补充,形成了热能全利用、废物零排放的循环产业链,达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

第五,倡导绿色生活方式,减少能耗,促进环保。

第六,营造公民参与生态建设的氛围,真正实现全民生态和全程生态。

第七,加强生态建设的立法保障,创新体制机制,加大治污力度,深化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工作

(二)欠发达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问题与对策

1.区域劣势,导致仅有生态环境而无生态经济的失衡发展

欠发达地区山地面积比重大,经济落后,因 此存在着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博弈,存在着经济优先和生态为主的两难选择。只注重经济效益的“行为短期化”和仅守住生态环境的“行为滞后化”,成为欠 发达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两极。地方政府为了发展经济而袒护污染型企业,为了扛起生态招牌而承受经济贫困的现象也很普遍。地方政府在加强环境保护的同时,还 要考虑经济发展的速度、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幅度、社会的就业率以及社会稳定等问题。

2.招商引资环保门槛底,造成引污入室

在 产业腾笼换鸟的背景下,沿海发达地区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优化,一部分资源消耗型、低附加值的“夕阳产业”开始向欠发达地区转移。为了承接沿海发达地区的产业 转移,也为了本地区的招商引资和经济增长,欠发达地区之间展开激烈竞争,竞相出台超国民待遇性质的优惠政策,甚至忽略了对环境污染的预防,给当地生态环境 埋下隐患。

3.可持续发展的现代高新科技准入路径过长,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能力偏弱

欠 发达地区基础设施相对薄弱,经济发展条件相对欠缺,难以吸引一流的高新技术产业,只能“不得以求其次”,容易形成结构单一的产业格局,使产业发展受到限 制,很难在短期内实现优化。茶叶等传统农业比重过高,生态经济的效益不明显,尤其是以生态建设促经济发展、将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的路径,还缺乏技术支 持,缺乏更高层面的探索与实践。

4.人口素质偏低,创业经验传播受限

山地农民的小农经济思想仍然存在,环保意识淡薄。农民科学文化素质不高,掌握先进生产技术难,又缺少科学指导,一方面严重制约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另一方面也直接加剧了农业面源污染。部分乡镇企业环保法制观念不强,偷排漏排现象依然存在。

5.执行困惑,补偿机制难以落实,评估机制和转移支付政策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明晰

浙 江在全国率先出台生态补偿机制,并经过多年实践积累了经验,当然也发现了可以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对生态补偿主体、客体需要进一步确认,自然保护区居民是生 态环境保护的最大贡献者,理应首先获得政府的生态补偿,以体现生态补偿的基本原则;需要进一步健全评估机制,补偿费用额度应与生态建设目标相称;需要从实 际出发,创新补偿方式,拓展资金来源;需要建立体系化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生态补偿需要宣传,赢得公众认同和支持。

欠发达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对策为:

第一,经济、生态两翼齐举。在欠发达地区首先要大力发展经济,当然是生态经济。通过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实现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优化工业产业结构,发展循环经济;加快农业生态化、规模化、产业化进程;积极改造传统服务业。

第三,提高人口素质,加强科学指导和制度安排,降低面源污染,促进经济绿色增长。

第四,加强旅游资源整合,因地制宜发展生态旅游。

第五,严格环境执法,健全环境准入制度,防止环境污染向农村转移。

第六,创新融资渠道,完善生态补偿机制,保障山区生态发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

第七,推进城乡统筹,纳入全省生态总布局,打造“诗画江南,山水浙江”的生活品质。

发 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生态文明建设具有不同的切入点,前者重心在治理环境污染,路径为倡导绿色生活,以技术创新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关键在发挥政绩考核导向, 后者重心在发展生态经济,路径为科学指导和制度安排,关键在推进城乡统筹。在运行的现实层面,两大区域的生态文明建设并非彼此割裂,而是相互参照、促进、 提升,发达地区的经济模式为欠发达地区输送发展理念,欠发达地区的生态环境也向发达地区昭示自然范式。而其共同特征在于:人与自然关系之现实境遇,引发了 对工业文明固有的生产力发展方式的质疑,质疑带来了发展理念、价值理念的涤荡,而价值观的创新,引领着产业结构、生产技术向节能、环保、清洁转型,社会组 织、生活形态向和谐、绿色、低碳转化,这些递变,反过来又促进生态文明价值观念的整体跃升。

建 设生态浙江,也是在营造诗意浙江。而诗意栖居的前提是人的价值理念、生产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形态与自然发展规律趋于和谐。被誉为“环境英雄”的麦可·布朗 嘉说过,在生态文明设计之初,就要先考虑不去重蹈工业革命的覆辙,走加工、使用、抛弃、污染的从摇篮到坟墓之路,而是如何像大自然一样,不断循环利用,从 摇篮走向摇篮。[10]

 

参考文献

[1]赵洪祝.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开创浙江科学发展新局面[J].政策瞭望.2010(7).

[2]王诺.生态美学:发展、观念与对象──国外生态美学研究评述[J].长江学术.2007(2).

[3]余谋昌.从生态伦理到生态文明[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2).

[4]方时姣.西方生态经济学理论的新发展[J].国外社会科学.2009(3).

[5]梁剑琴,唐忠辉.国外生态农业立法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江西理工大学学报.2008(4).

[6]王谦.最走俏的“租生活”[J].决策与信息.2009(4).

[7]DavidGibbs,PaulineDeutz.Implementing industrial ecology?Planning for eco-industrialparks in the USA[J].Geoforum,2005,(36): 452-464.

[8]徐春.对生态文明概念的理论阐释[J].北京大学学报.20101

[9]中国科学院生态与环境领域战略研究组.中国至2050年生态与环境科技发展路线图[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85.

[10]〔美〕麦可·布朗嘉.循环经济与绿色设计.中达电通、台达基金会、复旦大学联合主办2008中国绿色经济论坛[J].电源技术应用.2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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